【中國環(huán)保在線 廢氣處理】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或建設呈現遍地開花之勢，從浙江、廣東等地向全國蔓延。關于超低排放，爭論從未停息。燃煤電廠超級排放是風生水起還是水深火熱？借超低排放大上燃煤電廠真的理智嗎？　　超低排放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火電廠的熱點，不斷的有電廠推行超低排放，從某一電廠的實現，到全面推廣，超低排放目前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但不得不提的是，反對超低排放的聲音也從未停止過，很多專家都對超低排放表示質疑，并不間斷地提出反對的觀點。超低排放就像“雙十一”的商品，差評與好評俱在，之前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的爭議，隨著電廠超低排放的相繼實行，爭議似乎在升級。
　　
　　超低排放不必遍地開花
　　
　　當前，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或建設，正由浙江、廣東、江蘇、山東、山西、陜西、四川等省市向全國擴展。但超低排放不僅涉及大氣污染的治理系統，也對綜合污染治理系統（廢水、灰渣等）、污染監(jiān)測系統、主設備（鍋爐、汽機等）系統、燃料系統等產生不同程度影響，還直接涉及到法規(guī)、環(huán)保體制、經濟政策、技術規(guī)范等一系列改革和調整。
　　
　　燃煤電廠煙塵達到現行排放標準年排放量為113萬噸（實際達標排放量遠低于此），如按一半電廠降到5mg/m3計算，則年排放量僅為66萬噸，這些減排量對全國環(huán)境質量的影響，雖需要通過環(huán)境質量評價模型加以估算，但與我國數以千萬噸計的顆粒物年排放量相比，占比則非常小。
　　
　　當前，超低排放主要是通過增加濕式電除塵器來降低煙塵排放濃度，而煙氣處理的整體工藝基本無改變。其效果更多是通過增加能耗、電耗、物耗的方式來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從成本核算看，如果全國一半燃煤電廠實施超低排放，按照平均投資水平，需再投入600億元以上，年運行成本需再增加300億元以上。全國每年近千億元的成本支出，如對環(huán)境質量改善不大，那么投資是沒意義的。
　　
　　目前，對絕大部分電廠而言，實現特別排放限值要求已超過技術和經濟條件，在環(huán)境改善上無實際意義，在技術上難實現。而更低要求的超低排放，也只能作為特殊的新電廠和現役電廠的示范性改造項目。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多地的實施，效果的顯著，政府的支持，環(huán)保的壓力等都把超低排放推的越來越高，人們似乎已經忘了反對者的聲音，各大電廠也在更好的用行動抨擊著反對者的聲音。之前對于超低排放的反對原因有監(jiān)測手段不支持、經濟上不可行、效果無明顯的環(huán)境效益等。環(huán)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司長熊躍輝的發(fā)言，為燃煤電廠又帶來了一陣沉思。到底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近零排放，在片面強調脫硫脫硝、除塵的同時，能否降低其他污染物的排放，都是值得研究的。超低排放，爭議未能阻止前行的腳步，快進的步伐也消除不了各方面的爭議。
　　
　　借超低排放大上燃煤電廠不理智
　　
　　環(huán)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司長熊躍輝11月15日在北京表示，借超低排放大上燃煤電廠是不理智、不科學的，從長遠來看也是有害的。
　　
　　熊躍輝說，近一個很熱的話題就是超低排放，有人叫“近零排放”或“趨零排放”。
　　
　　“現在超低排放很熱，熱在什么地方呢？有人給領導人寫信，信件也批到環(huán)保部來。說超低排放不得了，為中國的環(huán)境問題找到了一條突破口，闖出了一條新路，很多單位舉行高層論壇，召開專家評審會，也有很多媒體連篇累牘地宣傳超低排放，好像中國的大氣污染防治找到了方向。”熊躍輝說。
　　
　　他分析說，改善環(huán)境質量確實需要控制排放水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煙粉塵這三項主要污染物，燃煤電廠占了全國排放總量的三分之一多，如果單從工業(yè)領域計算，所占的比例還要高。所以，降低燃煤電廠的排放水平，對于降低排放是求之不得的事。
　　
　　“超低排放也確實促進了技術進步，另外，作為排污企業(yè)，在國家標準范圍之內能有更高減排的水平，這是盡社會責任的一種表現，要認識到它的積極意義。”熊躍輝說，但也應看到超低排放存在的問題：
　　
　　首先是現階段的無法可依。他分析說，今年7月1日開始推行燃煤電廠新排放標準，京津冀47個城市實行特別排放限值，都具有約束力。對于電廠來說，只受法律法規(guī)的約束，再讓其超低排放無法可依。
　　
　　“社會上有人說，環(huán)保部為何不修訂標準，把標準再提高一些。”熊躍輝稱，剛剛修訂的標準是水平的標準，一般排放限值也是上嚴的標準。修訂一個標準要依據社會發(fā)展的整體水平、經濟的可行性、技術的可達性等等。
　　
　　其次是企業(yè)搞超低排放無利可圖。熊躍輝舉例說，30萬千瓦燃煤機組搞超低排放，需要在目前國家2.3分錢補貼的基礎上，再增加2分錢。60萬千瓦燃煤機組要再補貼1.5分左右。
　　
　　熊躍輝認為，真正意義上的超低排放目前只是局部的、比較簡單的，也就是氮氧化物、煙粉塵和二氧化硫三個指標，而燃煤電廠的污染物控制不止這三項指標。超低排放并沒有降低二氧化碳、汞的排放水平，而人為源的汞40%來自于燃煤電廠。“如果現在鼓吹燃煤電廠可以大力發(fā)展，那么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能到峰值嗎？汞減排能滿足環(huán)境質量要求嗎？”
　　
　　近期，有專家以燃氣成本0.8元一度電，而超低排放發(fā)電成本只有0.4元一度電為由，建議通過超低排放騰出空間，大量地上燃煤電廠。
　　
　　熊躍輝對此表示，“如果再不控煤，局面將不可收拾。”他以中國環(huán)境規(guī)劃院一份新的報告結論說，就煤炭的外部成本而言，生產領域包括廢水處理、煤矸石占地、生態(tài)系統破壞等外部成本是67.68元；運輸造成的拋撒、揚塵、港口污染等外部成本是52.04元；使用過程中造成身體健康的危害和環(huán)境治理等外部成本是85.04元，總數加起來是204.76元。
　　
　　“煤炭的這些外部成本都是沒有計算到成本里面去的，如果把這些外部成本都加上去，煤炭還有優(yōu)勢嗎？還能夠發(fā)展嗎？燃煤電廠還能夠生存下去嗎？”熊躍輝說，對于超低排放一定要正確地解讀，不能光看到燃煤過程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控制量，還要站在全局、全社會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熊躍輝表示，燃煤電廠走超低排放的技術路線，是有積極意義的。靠強制是不可能的，只能引導，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包括建立排污權交易和超級基金，同時要整合各種環(huán)境保護的專項資金，讓這些資金充分發(fā)揮節(jié)能減排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