顳骨含有極其豐富的古代 DNA。 圖片來源：Balázs G. Mende, Lab. Archaeogenetics, RCH HAS

3 名考古學家在一封日前發(fā)表于《自然》雜志的信件中指控稱，利用來自古代人類和動物的 DNA 記錄過去的努力已變成一場殘酷的“骨頭”——只有少數(shù)遺傳學實驗室囤積著珍貴的樣品。

科學家呼吁對富含 DNA 的骨頭樣品實行更加嚴格的管理制度，以確保它們能被多個研究團隊獲取用于開展研究。他們列舉了以色列新成立的一個中心作為例子。該中心將充當全國性的信息資源庫，管理來自考古地點的動物骨頭，以便很多研究人員能獲取到樣品用于遺傳分析。

“目前，這些資源面臨著很大的壓力。”上述信件共同作者、德國基爾大學考古學家 Cheryl Makarewicz 表示，“問題在于資源不夠分配。”

Makarewiczhe 和同事尤其擔心內(nèi)耳中的一部分骨頭，即顳骨，因為它含有特別豐富的古代 DNA。“對這些罕見樣品的爭奪導致囤積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再加上為了進行 DNA 分析而破壞樣品，再現(xiàn)研究成果變得非常困難。”Makarewiczhe 和同事在信件中寫道，“這同時阻止了和控制此類樣品獲取的極少數(shù)研究組沒有關聯(lián)的科學家開展研究。”

與此同時，Makarewicz 表示，為未來一代的科學家保存好樣品也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可能發(fā)明出更好的方法來提取經(jīng)過*批測試后仍保留在樣品中的 DNA，而且諸如同位素分析等其他技術也會隨之改善。

在過去的幾年里，遺傳學家從各地的考古遺址收集了上百個樣品，其中很多是顳骨，并且將其用于通常會引起轟動的古代基因組學論文。這些論文描繪了農(nóng)業(yè)、語言和鮮為人知的文化的擴散。

“這種情況有點像當時美國西部的狂熱開發(fā)局面。若干研究古代 DNA 的實驗室每天都會同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打交道。”丹麥自然歷史博物館進化遺傳學家 Eske Willerslev 表示。2015 年，Willerslev 團隊發(fā)表了*古代基因組研究，對 100 多個樣品的 DNA 進行了測序。該研究描繪了一次起源于俄羅斯和烏克蘭草原的銅器時代大規(guī)模遷移。

美國哈佛大學醫(yī)學院人口遺傳學家 David Reich 和另一位的古 DNA 研究人員表示，保存考古樣品至關重要。不過，Reich 介紹說，他的實驗室對骨頭進行了取樣，從而使對骨頭的破壞zui小化，并且打算將殘余部分在一年內(nèi)還回去。他同時表示，實驗室愿意分享來自顳骨樣品的多余骨頭粉末，產(chǎn)生的數(shù)據(jù)也可以免費被獲取到。

信件共同作者、海法大學考古動物學家 Guy Bar-Oz 介紹說，一個今年年初在海法開放的中心將充當古代 DNA 研究中所使用動物骨頭的信息資源庫。

在以色列挖掘遺址的研究人員不會被要求把樣品存放在該機構內(nèi)。不過，Bar-Oz 表示，該中心由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共同管理的事實意味著在以色列獲取的大多數(shù)動物顳骨樣品已經(jīng)在那里了?？茖W家必須申請許可，才能對材料取樣，而數(shù)據(jù)共享也將被嚴格執(zhí)行。

并非所有考古學家都被這個想法吸引。“我并不支持設立這種類型的中心機構。我認為，像這樣限制科研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紐約哈特威克學院考古學家 David Anthony 表示。他向 Reich 實驗室提供了銅器時代的樣品，而 Reich 在提取了樣品 DNA 后也不附帶任何條件地將它們還了回去。

同古 DNA 研究人員開展合作的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考古學家 Marc Vander Linden，對古 DNA 信息資源庫的想法表示支持。不過，他并不確定集中化的樣品存儲是否適用于所有國家。他指出，很多國家并未擁有在考古發(fā)掘上掌握權力的*機構，就像以色列文物管理局那樣。

Vander Linden 表示，挖掘和保存樣品的考古學家應承擔起責任，想各種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樣品是一種有限的資源。因此，任何能改善其管理狀況的方法都是急需的。” Linden 說，“古代 DNA 研究是一個快速發(fā)展的領域。它令人興奮，但需要多一些呵護，少一些政治。